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扑朔迷离的谜。信手拈来，就可以罗列出以下几个： 鸦片战争的时候，琦善是否与英方私自订立《穿鼻草约》？ 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是否逼封万岁？石达开的离开天京是“负气出走”还是“战略转移”？李秀成被俘后是真降，还是伪降？世上所传的《李秀成自传》原稿是他的真迹，还是曾国藩伪造的？ 在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是不是“临阵脱逃”？ 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是否密谋围攻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康有为真的藏有光绪的“衣带诏”吗？ 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慈禧太后真的是因为听信了外国公使要求她“归政”的传言才下令和列强宣战的吗？ 还有，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军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同治、光绪皇帝又是怎么死的？李鸿章与俄国签定《中俄密约》时是否收受了300万卢布的贿赂？……等等。通过考证和论辩，有些谜似乎已经解开，趋于定论；有些谜至今仍有争议。与此同时，又有更多的不解之谜不断地被人发掘出来的。以下，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两个谜，看看它们在史学界被争论的情况。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京城被攻破以后，李秀成保护天王幼子突破重围后，不幸被湘军俘虏。在囚室中，李秀成写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供认自己参加太平天国的历程。以前的教科书都据此把李秀成说成是晚节不保的叛徒，有一个时期，还把他当作政治上的批判对象而大加鞑伐。不过，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这个《自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就值得怀疑。
李秀成的自述完成之后，曾国藩命人删改誊抄一份上报军机处，而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则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了下来。那份誊抄的文本由九如堂刊刻行世，而被曾氏保留下来的原稿则深藏曾家密室，由曾国藩的后人保管，秘不示人。因为九如堂刻本“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删改过的，所以不足为据。而李秀成的原稿，除曾家后人外，谁也没有见到。长期以来，人们不禁猜测：李秀成的原稿里到底有哪些内容呢？曾国藩为什么要删改李秀成自述呢？莫非有不可告人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猜测就是，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自己做皇帝。如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为了解开这一个谜，1944年，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请求曾国藩后人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看一看，以便和刊行本对照一下。曾氏后人先是左右推托，不肯出示。后来看到吕先生态度极为坚决，曾氏的兄弟姐妹几个商量了数天，最终还是把李秀成原稿这个祖传秘宝搬了出来，但是有个条件，只许在曾家藏书楼里看，不能带走。吕集义“为人狂喜”，连续两天对照着刊行本进行紧张的补抄、改正。在工作时，“曾氏兄弟轮流守在桌旁，跬步不离；每当休息、吃饭，则必将原稿携入内室，扃之匣笥，护惜有逾珍宝”。抄补完毕后，吕集义还拍摄了稿本的照片14页带了回来。
九如堂刻本原有27，000多字，这次吕先生共补抄了5，000多字，合计33，000多字，并据此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就是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这14张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考证著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吕集义和罗尔纲二人都认为曾家所藏李秀成原稿是真迹无疑。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从笔迹上看，曾家所藏“原稿”是和李秀成的真迹是同出一人之手的。当时参加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藏有李秀成亲笔答词28字（现藏上海市文管会）。罗尔纲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一字一句，一点一撇地拿“原稿”和上述真迹相对照，并且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断定“原稿”是真品。
第二，从内容上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14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象会是曾国藩亲自捏造的。而且，“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
第三，“原稿”里用了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决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吕、罗认为“原稿”是真迹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成为定论。但是到了60年代初。曾家所藏的这批“原稿”在台湾的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这个影印本的底子和吕集义所见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其他史学家才见到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全貌。许多史学家由此提出了与罗尔纲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份“原稿”其实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伪造或删改后，让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炮制的。持这种观点的荣孟源先生所列的理由是：
第一，根据其他史料，李秀成是每一天写若干页交给曾国藩的（共9天），按理说，每天写的最后一页一般总要空几行或几字，可“原稿”上每一天都写满最后一页纸、最后一行字，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第二，“原稿”的字数和记载的字数不等。据记载，李秀成共写了5万字，而“原稿”只有3．3万字。如果另外1万多字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应该是不相衔接的，然而，“原稿”却是前后内容完全相连的；
第三，“原稿”的用词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果偶尔笔误，可以理解，而“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多得离奇。
除此之外，判定所谓“原稿”不是李秀成真迹还有其他方面的理由，这里不再一一举出。但罗尔纲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荣先生并没有从笔迹鉴定等方面推翻他的论断，而笔迹鉴定是所有论据中最权威、最无可辩驳的。荣先生则认为，伪造笔迹古已有之，不足为证。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那么，“原稿”笔迹是否和李秀成真迹是同出一人之手呢？不妨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判断一下：
问题是，即使“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也还是不能判断李秀成是不是真的投降。对此，罗尔纲先生提出了李秀成“伪降”、“施苦肉计”这一大胆假设。他的理由如下：
其一，“原稿”露出最少12处破绽。例如，反复表白写“自述”是因感戴曾国藩兄弟的恩德；假造他与天王的不和而隐瞒天王对他的信任；虚构自己对清军的仁慈并且有意自污等等：这些可能是李秀成“有所为而言”的，目的是要获得曾国藩的信任，以便相机行事。
其二，“原稿”里隐瞒了最重要的真相，以便误导曾国藩，保存太平天国的残余力量。
天京失陷以后，李秀成掩护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冲出重围，他是知道幼天王此时已经脱离了险境的。但李秀成故意说幼天王“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此外，李秀成还隐瞒了太平天国其他主力的动向，隐瞒了天京城内还藏有大量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的事实。如果李秀成是真心投降，完全可以出卖这些信息以邀功，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干。
其三，从李秀成一生中出色的功绩以及被俘后的英勇表现上推测，他不象是因为贪生怕死才投降的，一定是另有所图。
其四，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李秀成的伪降是可行的和有前途的。
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天京后，力量变得空前的强大。而清朝的“中央军”已经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以曾国藩一时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推翻满清，自立为皇帝的。曾国藩的手下也多有劝他反清的。据传，曾国藩的部下彭玉麟曾写密信给他，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面色立变，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搓成团，吞下肚去。如此可以推测，李秀成也是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先劝说曾国藩自立皇帝，然后再伺机恢复太平天国的事业。
其五，曾国藩后人的口碑旁证了李秀成伪降是为了劝曾国藩推翻满清，自己做皇帝的。
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中有一万多字被撕毁，这一万多字里都写了些什么呢？不禁让人怀疑里面可能就是李秀成劝说曾国藩反清的内容。对这样招引杀身之祸的东西，曾国藩当然要把它销毁得干干净净，以便死无对证。后来，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的口碑：
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外孙女。……（一九四六年）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伪降）。
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
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妇女，不是一般的妇女，是不会作无稽之谈的。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的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因此，这个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地证明李秀成想学三国时的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失败，以前都把责任推到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身上，说他在海战开始后首先临阵脱逃，以致“牵乱阵势”，导致海战的失败。战后，李鸿章和丁汝昌以方伯谦“临阵脱逃”罪奏报朝廷，依旨正法。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方伯谦“临阵脱逃”成为定论，虽早有人提出疑问，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方伯谦案是否冤枉一时成为近代史的一个热点。维持原说者有之（正方），翻案者有之（反方）。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竟然结集出版，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正方是怎么论证的：
正方阐述这样一个基本史实：海战中济远舰累中敌炮，首先挂起表示本舰受重伤不能再战的白旗，后来看见邓世昌的致远舰被击沉后，管带方伯谦产生畏惧心理，首先率舰逃出阵外，驶回旅顺基地。广甲舰见济远逃跑，也尾随其后撤回，慌乱中触礁搁浅。济远、广甲的退出，使北洋舰队的阵势出现严重混乱，被日军各个击破，最终导致海战的失败。战后，水师提督汝丁昌向李鸿章报告海战情形，以“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根据丁汝昌的报告上报军机处，请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即行正法。军机处依报同意。随即，方伯谦在旅顺被斩首。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则只受到“撤职留营”的处分。
上方的这个论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并且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虽然在当时就有人为方伯谦喊冤，但只是被当成野史而姑存一说。1980年，季平子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对方伯谦案提出了疑义，率先引发了争论。次年，主张前说的戚其章先生进行了辩解，坚持认为方伯谦是罪有应得。季先生不服，隔年又写文章反驳。一时正反两方争论得难解难分。后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辩论的行列。
反方根据尚未发表过的卢毓英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论证方伯谦案确系冤案。卢氏是广甲舰上的管轮，亲自参加了甲午海战。广甲舰触礁搁浅后，他搭乘济远舰回到旅顺。因是作者亲临现场，所记史事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从他的杂记和其他史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以下的史实：
首先，甲午海战中我方阵势的混乱是由于战术上的轻敌和提督丁汝昌指挥不力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济远舰的撤出才“将船伍牵乱”的。是丁汝昌未等舰队列队完毕，就轻率地发出进攻的命令，以致使我方阵势出现混乱状态，被日舰各个击破。
其次，真正首先逃跑的是广甲舰而不是济远舰。广甲舰在致远舰的后面，一看到致远舰被击沉，顿时“全军胆落，心愈慌乱”，在“未受一炮”的情况下就仓皇逃离战场，慌乱中触礁搁浅。而济远舰因为“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从应敌”，才被迫撤出战场的。从先后来说，广甲舰远比济远舰逃离战场早；从性质来说，广甲舰是畏敌逃命，而济远舰是因为受到重伤不能再战才撤出战列的。
第三，丁汝昌和方伯谦平日结下仇怨，丁乘机报复，制造了方伯谦冤案。方、丁二人曾在刘公岛争地造屋，结果方触犯了丁的私利，丁一直怀恨在心。另外，方、丁二人“在沪同溺一妓，俱欲以金屋贮之。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因此，丁汝昌深恨方伯谦“夺其所好”。
第四，甲午海战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丁汝昌指挥不力造成的。丁为了推卸责任，就把方伯谦当成替罪羊推上了断头台。同时，海战中真正畏敌逃跑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是丁汝昌的同乡心腹，丁汝昌之害死方伯谦，正可遮掩吴敬荣的罪行。
但是正方对以上说法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了以下理由：
一，方伯谦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离开战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北洋海军的有关章程，显然应该“临阵逃亡，斩立决”，即使不存在将队伍牵乱的问题，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
二，“卢氏杂记”本身就露出破绽，作了济远舰先逃的佐证：卢氏在广甲舰里亲眼见到并记录了经远舰沉没的情形，而方伯谦在他的报告中对经远舰沉没这一重大事件却只字未提。可见，经远舰沉没的时候，方伯谦已经逃离了现场，而广甲舰是在经远舰沉没后才离开战场的。
三，济远舰是否因受重伤不能再战才退出战斗的问题？正方指出，日本海军方面的材料对和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致远等中方舰只的交战情况描写非常详细，偏偏没有对济远舰有所描述，说济远受伤如此严重值得怀疑。而且，济远舰处于队列的左翼，而海战的焦点却是在右翼。卢氏对济远舰的伤情则是夸大其词的，因为，如果济远受重伤，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按正常的速度驶回旅顺？
如上所述，正反双方各执一辞，使“方伯谦案”像近代史上的其他谜一样，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